因为，一定存在这个问题，党委能不能干涉？当时刑法通过的时候，胡乔木同志提的意见，发了一个通知，其中有一条就是废除党委审批案件，这个意见非常重要。
劳教制度早已成为法治时代的荒谬，这一点也早已成为社会共识，2012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撰文称劳教制度违反了《立法法》，已经陷入了不合法的窘境。劳教制度被废除，是政治尊重法律的表现，也是将权力关进笼子的一个方式。
7号，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已研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在全国人大批准之前，严格控制，对缠访、闹访等三类对象，不采取劳教措施。2013年，是迈向中国梦的第一年。二是，劳教的功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先前的维持社会秩序变成了地方政府的维稳利器，劳教不仅仅剥夺了一些公民自由，也剥夺了起码的人权。废除劳教制度，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
30多年来，法律法规不断建立健全，虽然不足以称得上完全杜绝的法大于权，一些领域的法律法规仍然需要填空补白，但是，也算基本建立了一套特有的法律体系。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梦不能空谈，不能只仰望星空，而必须要通过现实层面的改革来实现。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早熟的民主可能造成的两个陷阱要予以特别的主意。
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民主的拉美陷阱，即因为民粹主义导致的政策短视，从而使国家发展停滞或者倒退，陷入难以翻身的恶性循环。在中国，为民主化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加强法治和宪政，将所有的公民和社会组织（包括政府本身）置于法律的统治之下，使政府行使权力时遵循程序和透明原则，并为社会提供一套公正无私的纠纷解决制度。三、切实的理解（Enlightenedunderstanding)，即在合理时限内，每一个成员必须有平等和有效的机会了解到可替代政策选择及其相应后果。此外，法律的制定还必须符合一定的程序，由具有立法权的机构按照规则制定的法律才是有效的。
民主体制最能够尊重和维护法治。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应该在两个方面着力以推进中国的渐进民主化：一是大力加强宪政法治建设，二是容忍及推动自下而上的基层和民间自治。
此外，选民和候选人都不仅要宣扬自己一方的主张，也要尊重对手的参加选举和表达意见的权利，并根据事先拟定的选举规则行事，如果选举没有获胜就要体面地服输。但是法治和民主的确有一种既互相支持又互相制约的微妙关系。宪政并不是民主概念的一部分，而是对包括民主在内的公权的限制，以防止即使是民主选举的政府为所欲为。其他任何制度之下，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或者荡然无存，或者依赖开明统治者的恩赐而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为了民主而民主，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将其强加于某个社会，这个社会可能不仅享受不到民主的好处，反而会遭受民主体制的折磨。在这个过程中，有利于民主的一些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也有心无心地被建立，从而为平稳地向全面民主过度创立条件。第五，民主体制下的政府官员容易受到随时变化的民意的压力，在为国家制定长远发展战略方面面临较大的困难。但另一方面，执政党也必须认识到，在现阶段就采取开明的措施平稳向实质民主过渡既符合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符合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自身的利益。
质言之，即使是官方学说，也欲抱琵琶半遮面地把选举民主作为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应当注意的是，在中国现下的语境之下，加强法治和宪政不仅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可能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只能说同样的问题不一定出在中国不等于说中国一定不会出同样的问题。（七）法律不能溯及既往。
四、议程控制权（Controloftheagenda），即成员必须有权控制决策议事日程的设置。应当指出的是，自治虽然体现的是国家与民间的分权，但自治是否成功最后还有赖于国家法律的保障。从务实的角度来讲，真正的民主化应该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可获得的一种最佳政治制度，并且也是一种可以实现的理想。民主指的是人民主权原则，体现在人民平等投票选举政府领导人。批判民主的论点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民主本身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无所不包，它的内容和作用都有限，既不一定促进经济发展，也解决不了腐败等社会问题。广泛承认的法治原则包括如下几条：（一）法律必须普遍和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然而现阶段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一批本身属于民间的学者（其中某些人居于海外或是在海外留过学）自发加入了战团，以一种更合乎西方思维和逻辑话语体系的方式对西式民主进行了反思，在某种程度上得出了和官方学者接近或是同样的结论，而在某些方面甚至表现得比官方学者更为激进。在其他情况下，民主支持者以正确地指出专制或威权政体的种种问题和缺陷为满足，虽实现了和反对者的互相指责对骂，却不能够证明他们自己的主张更好。
以一种相对完善的逻辑，加上针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的批判以及较为新颖的语言，这些学者认为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应该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换言之，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拉美国家在一个世纪以前比北美地区要富裕得多。如果一个社会希望在不引起大规模社会动乱的情况下建立实质的民主体制，一些重要的制度和文化条件在民主化之前或者至少要在民主化的开端之时就要被创造出来。
很清楚，法治的概念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体系。首先，期待执政党会自动放弃权力这个想法既没有理由也没道理。本文删节版以《要好民主，不要坏民主》为题发表在《南风窗》杂志2013年第九期：http：//www.nfcmag.com/article/4027.html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 进入专题： 民主 法治 治理 。这不仅是因为其语言的枯燥，更重要的是因为概念界定与逻辑论述上缺乏说服力，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协商视为民主的充分条件，认为协商可以取代选举民主，在逻辑上有偷换概念的嫌疑。
法治(Ruleoflaw)则是与人治(Ruleofman)相对应而言的，指的是法律作为全社会的最高准则。对于第一个问题，必须说明中国并没有义务在缅甸模式和印尼模式之中必选其一：我们事实上既不想成为专制独裁的缅甸也不想成为动乱的印尼。
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认为民主过程必须满足以下五个基本条件：一、有效的参与（Effectiveparticipation)，表现在所有成员对政策的制定都有平等的和有效的表达意见的机会。按照宪政的原理，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无论籍任何借口，都不能侵害人民的最基本的权利。
在多数情况下，民主支持者将民主提升到类似一种宗教信仰的不容置疑的地位，把本来应该是支持民主的论证变成了强加于人的民主说教，实际上给人一种民主思想专制的印象，这本质上和反民主理论的强词夺理并无区别。而在一个民主社会，多数人也可以投票决定推翻法治的某些原则（比如决定某项法律溯及既往。
在这个意义上，自治权和国家权力实际上是一种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合作的关系。这是因为民主制度本身也有其缺陷。在这个基础上，民主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深化和补充，但其他方式不能取代上述本质要求。一无所有的人民，因为一无所失，容易走向激进，甚至是诉诸暴力也无所顾忌，最终会成为民主体制的掘墓人而不是维护者。
拉美国家由军政府过渡到民主体制后，上台的民主派为了取悦选民捞取选票，纷纷开出过高的福利政策承诺，由于财政收入无法兑现这些承诺，这些政府就通过对外举债和对内超发货币的政策，最终导致通货膨胀，资本外逃，经济萧条，至今难以完全翻身。五、全部成年人的参与（Inclusionofadults），即全社会的全体成年人都必须有平等权利参与民主过程，以防止部分人以任何借口控制该政治过程。
然而必须重点指出的是，只有好的民主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民主，而好的民主，如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需要一定的成就条件。究其原因，有研究者指出，拉美的经济停滞和政治动荡与民粹主义的政权的破坏性政策有着必然联系。
这是因为自治行为在根本上还是契约行为，其执行力还要以国家机器（法庭）来保障。民主在西方的全面建立也不过是上个世纪中期的事情，但宪政和法治，如果从英国的大宪章算起，已经有将近八百年的历史了。
